作为肢体语言的舞蹈，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表现出了超越审美范畴的价值和意义。对舞蹈的社会属性的探索，开辟了从一个新的层面来认定和评价舞蹈的起源与社会功能的通道，并为认识舞蹈的本质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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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语言（手语）是最原始层面的信息交流媒介，人类的信息符号模式与传播体系是从肢体语言发展起来的，它伴随人类走过了数十万年的演化历程。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在语言发生之前的时代，人类曾经长时期地主要依赖肢体语言来进行信息的交流与沟通，并且通过这种最初步的文化方式，开始了从猿到人的进化。人类学界已经能够提供交流方式停留在语言发生之前的原始部落的实例，从而说明以上观点并不只是学者的臆想。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伊利安查亚省（大洋洲新几内亚岛西部）发现了两个新部落，瓦胡古特（Auhudate）部落和奥克达特(Aukedate)部落。这两个部落分别包括33个和20个家庭，仅能使用手语交流。事实上，对肢体语言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回顾，使我们有可能在猿与现代人类这样一个跨越了物种进化的时间概念中，看到交流方式的同一性与延续性。动物行为学家通过对非洲大猩猩进行训练，使一些大猩猩学会用肢体语言来传达意愿，据报道，其中有一只大猩猩能够用肢体语言（手语、头部动作与面部表情等）表达多达500个"词汇"。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一个使用肢体语言（哑语）的社会群体，他们因为听力与语言的障碍，仍然普遍使用这种最古老的方式进行信息交流。据说，哑语与发声语言不同的是，它的民族、地域差异并不悬殊，这揭示了肢体语言或许是能够跨越文化差异的一种便捷的沟通方式。以上论述使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初步映象：通过肢体传达信息的方式是有着最古老的生物和文化背景的，这些同时也构成了审美化了的肢体语言──舞蹈的最基本的社会与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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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出现之后，手语退化了。进入石器时代，一种与巫信仰相结合的仪式性舞蹈在世界各地的部落中流行起来。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舞蹈还不是纯粹审美意义的舞蹈，它更多地表现为巫术崇拜，以及与这种崇拜相联系的文化要素的组成之一。巫信仰和图腾崇拜组成了一个非常艺术化的文化环境，人们在咒语（诗歌）、祭祀仪式（舞蹈）、图腾崇拜（神徽、纹身）的艺术氛围中，达成了价值观的确立和认同，从而保证部落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通过信仰手段来加强部落的凝聚力，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仪式性舞蹈在这一文化系统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土家族是一个以白虎为图腾的民族，土家族以白虎崇拜为中心的文化系统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它涉及到土家族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服饰、建筑、歌舞各个文化层面，其中摆手舞是土家族的民族舞蹈，由远古的"白虎舞"（祭祀仪式）演化而来，舞蹈动作中有纵、跃、扑、躬身、击掌等虎形舞姿，舞者还以阵阵虎啸声来伴舞。仪式性的舞蹈有强烈的娱神功能，同时通过定时的（宗教与民族节日）歌舞仪式对本民族成员间的性格、心理、道德索求和价值取向起着决定性的归化作用。这一时期的舞蹈可以被认为是巫师和酋长在神的旗号下进行原始统治的一种艺术化了的手段，而艺术本身还并不是这种舞蹈所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原始宗教仪式，舞蹈是要求部落成员全体参加的，表演与欣赏的分工还没有开始，部落的全体成员都是演员。在石器时代，舞蹈仍然没有获得独立的艺术地位，它主要是与原始信仰相联系的部落文化传承的媒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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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中国进入了早期国家时期，农业逐步成为最重要的生产方式，剩余产品增加，都邑出现。商朝时出现了成熟的文字和华丽的青铜器，它们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文化与物质成就。但是商人近鬼神，好龟卜，流行的是鬼神文化，文化领域仍被巫师和酋长垄断着。"唯殷有册有典"，从早期的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出这时的舞蹈仍与宗教仪式关系密切。黄帝时有《云门大卷》，用于祭祀天神；禹时有《大夏》，用于祭祀山川之神；舜时有《大韶》，用于祭祀四方之神；尧时有《大咸》，用于祭祀地神。酋邦首领们试图通过舞蹈祭祀活动来"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参见徐焱《〈周礼〉乐舞资料析探》《舞蹈》2000年第1期）这与石器时代氏族社会的状况相近。周克商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国体一改商王朝时异姓国族林立而臣服于商的运作模式，逐渐在'九州夷裔'的广袤地域范围内，建起一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以姬姓周室宗族体系为主干框架而融合诸族的华夏国家社会。"（《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534-535页）另一方面，周人"敬鬼神而远之"，总结商朝衰败的教训，提出了以"德"替代"神"的文化观念大转变。王国维先生说："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是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参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从"敬鬼事神"到"敬德保民"的转变是通过"制礼作乐"，以"礼"治国的文化策略来实现的，而在"礼制"中就包括了音乐、舞蹈等内容。舞蹈与礼教相结合成为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所谓'社会关系'，就是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的义务和可能拥有的权利，通过一定的仪式，配合一定的音乐舞蹈，传达给每一个成员，这就是最初的'礼乐'"（《中国儒学史》第19页）并且还能够通过舞蹈对统治者的政绩和道德水平作出评价："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短。故，观其舞而知其德，闻其谥而知其行。"这样，舞蹈被纳入了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封建教化的文化工具之一。孔子继承了周的礼乐思想，鼓之、瑟之、歌之。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对《诗》《乐》等古籍进行了整理加工，并将其融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所谓"六艺"即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这时出现的一个最大变化是，舞蹈者与欣赏者的分离。《旄舞》是天子饭后的享用，东夷乐舞等用于宴请宾客和大飨。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舞蹈逐渐向专门化和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并且由娱神转而娱人。《论语》记载孔子指责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周礼规定：天子用八佾〔八行64人〕，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季氏是大夫位。）反映了春秋末年，新兴地主阶层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冲击，推动了舞蹈、音乐、诗歌、绘画等文化内容从巫教和礼教中分离出来，转变为纯粹的审美对象。也只有在这时，舞蹈才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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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20世纪初西方舞蹈开始传入中国，其中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交际舞"。通常情况下交际舞并不是一种表演性的舞蹈，舞者的兴趣中心是舞伴而不是观众，交际舞的社会功能在于它促进了舞者之间，特别是男女舞伴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它以舞蹈为媒介为男女两性交往创设了一种优美的方式，它的旨趣在于参与而不是欣赏。"交际舞"是工业社会环境下，舞蹈功能的一次回归，它让人想起某些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群体，在这些群体中，歌舞是青年男女沟通的最主要的媒介，歌舞的水准与能力关系到对个体的评价和生存的机会。在这里舞蹈是"有用"的，并且是可参与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木兰舞"等以强身健体为目的舞蹈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将舞蹈因素与体育目的相互结合。这一切现代意义的改变促使舞蹈走下舞台，走入民间，并且更加贴近大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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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社会，作为肢体语言的舞蹈仍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和社会功能，随着人与人相互沟通意愿的加强，舞蹈作为一种特别亲切与甜蜜的交流方式，有着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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