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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83w 发布时间：2008-03-21 18:33:18 浏览次数：1195
如前所述，压抑导致的能指与所指的断裂，使心理愿望完成了由意识进入无意识的第一个转换。治疗过程则相反，它通过治疗师引导被治疗者一点点地回溯过去经验，体验自己话语中能指和所指的错位，并在治疗过程中不断把能指向原初所指的方向移动，从一个层面追溯到另一个层面，从一个能指链追溯到另一个能指链，直到最终找到那个曾被失去联系的所指，并在话语中重建二者的联系。一但如此，无意识的话语被患者翻译为意识的话语，患者必然在意识与无意识的平面上对过去经验进行重新解释。这样，导致患者症状性痛苦的所指就还原为它本来的心理功能，成了患者过去经验中的一个生活事体（尽管它仍然可能是痛苦的），而不能以隐蔽的过分在场的方式影响患者的心理生活，症状就随着压抑一起被消解。
语言与无意识话语类似的运作机制隐喻和换喻的存在，使精神分析学家运用的“自由联想”技术获得了它的全部价值和其存在的理由。不但如此，它还决定了治疗师在治疗中言说的方式。治疗师在治疗中不能直喻地向被治疗者言说自己对对方症状的理解，因为直喻的话语难以从外部越过被治疗者的压抑机制，替代被治疗者消除压抑。治疗师只能通过隐喻和换喻的言说方式，推动被治疗者自己完成对自己的治疗过程。例如，在上述个案中，该患者在治疗中谈到自己少女时代一次无意识和某男生目光相遇，感到对方目光异样，内心震动。
笔者（甲）：“那么，你心里对他……”
患者（乙）：“我佩服他。”
甲：“佩服……”
乙（沉默良久）：“也许……当时有点爱他。”
甲：“也许？”
乙：“我习惯这样说话。我从来都是说也许的。”
甲：“刚才你说，你佩服他，却没有说你也许佩服他。”
乙：脸红。
因此拉康认为，精神分析学家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充当着四个角色：听者、译者、他者、“桥牌明家”（celui du mort）[12]。所谓“桥牌明家”，即如同桥牌游戏中充当明家的一方，在牌局开始前向自己的对家全部摊牌一样，分析学家在分析开始时，就向前来准备进行分析的人摊开自己在分析中所起作用的全部底牌：不介入、不干预，仅充当处在分析状态中人的人话语的镜子，而整个分析过程，实际上是由处在分析状态中的人自己完成对自己话语分析的。尽管以精神分析理论指导的咨询治疗，在技术操作上与分析过程在时间、进程安排、分析深度等方面有较大差异，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与被治疗者的互动关系比前者明显，但治疗师无论用何种方式干预，都同样必须坚持让被治疗者自己完成由无意识话语向意话话语翻译的原则。
二
认知治疗学派对被治疗者的言说持有全然不同的理解。这使得这一学派的治疗师对来访者的症状与精神分析学派相比有不同的解释，以及两派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风格迥异的言说与倾听方式。我们以这一学派很有影响的咨询方法“合理情绪疗法”为例，试对这一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
“合理情绪疗法”的创始人美国心理学家艾利斯（A·Ellis）认为，在人身上理性和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同时并存。当人用理性的观点和方式去看待外部世界及自己的内心世界，并调节、控制自己行为时，人就处于一种快乐、富有竞争精神、有所作为的合理情绪状态，人的心理是健康的。反之，当人的非理性、不合逻辑的思维方式及观念占了上风，由此又产生了难以摆脱的不合理的情绪困扰，而这种状态又导致了人对社会适应能力下降时，人就产生了心理障碍。[13]在健康及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产生及保持的过程中，艾利斯都关注着语言所起到的作用。
艾利斯认为，使用语言是人类的特性，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思维都常常运用内化语言进行[14]，导致二者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化语言所言说的观念本身是否合理。艾利斯认为，通过语言，人们的信念体系本身接纳并内化了某些不合理的观念；通过内化的语言重复地言说这些不合理的观念，又导致了心理障碍的产生。由于这些观念通常包含了衡量生活事件的武断、教条式的评判标准，因此当人们用这些不合理的评判标准来衡量外部生活事件及自身的内心世界时，会做出各种不合逻辑的假设，这又导致了不合理的情绪困扰，这样就构成了完整的症状表现。在艾利斯那里，语言通过言说不合理的观念这一中介，与症状联系在了一起。
运用合理情绪疗法的著名临床心理学家郑日昌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与笔者前面论述的个案在症状表现上类似的一个案例，由此清楚地显示了合理情绪疗法治疗师是怎样理解语言与症状的关系的。郑先生接待的被治疗者是位大学二年级的女学生，20岁。在她担任团干部期间，曾给一位男同学写过一封信，鼓励其多参加集体活动，此事后来为同学所知晓，被同学当众开过玩笑。此后该同学便对学校生活形成恐惧，自觉被人瞧不起，责怪自己做了蠢事，不愿再去上学，后在其母亲陪伴下前来咨询。[15]
根据艾利斯的观点，郑先生认为该女生给男同学写信并被同学们当众开玩笑这一生活事件本身并不是她产生心理障碍的直接原因。事实上，是她对众人知道她给男同学写信这一事件的认识——如认为别人会记得此事，自己被人瞧不起——导致了她的恐怖情绪。这一不合理的认识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不合理的评判生活事件的标准：“我不能做蠢事，因为人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犯错误”。
艾利斯认为，人是有能力了解自己的缺陷的，人也能改变自己儿童期内化而来的基本观念与价值观，并且能向自我失败的趋向挑战。因此心理治疗的实质，就是咨询师通过与被治疗者谈话，使被治疗者领悟到自己信念体系存在的那些错误观念，改变其人生哲学，以合理的观念取代其不合理观念，从而产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的过程。
在这一工作假设下，郑日昌先生在了解基本情况，确定问题之后，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与被治疗者不合理的观念进行辨论上。如：
（郑）甲：“我还想了解一下，你对自己做过这件事以后，怎么想的？”
（女生）乙：“我太不应该了，我这人太笨、不会想那么多，当时只想自己是好心肠，没想到更多的，我后悔死了。”
甲：“想把事情办好是对的，你是不是必须一定要办得好呢？有哪个法典上这样写着吗？”
乙：“没有，谁也不是完人。”
甲：“那你对自己要求是不是太完美了呢？”
乙：“你说人不应该追求完美吗？”
甲：“我们办什么事情，可以要求自己尽心尽力去把事情办好，但是，不一定要求自己办好每一件事，如果不能接受自己可能犯些错误的话，这种绝对化的要求就不现实，不理智了。”
乙：“你是说理想和现实要求要分开，是吗？”
甲：“可以这么说吧！总之，你现在不愿去上学，害怕和同学交往，责怪自己，心情也不好，并不是直接由那件事引起的，主要责任是在于头脑中那些想法。如果你认为这件事在你这儿绝不应该发生，别人知道这件事你就绝对受不了的话，那你的想法就不理智，不符合逻辑了，由此影响到你的情绪和行为。你现在通过我们刚才的讨论，该知道什么样的想法、观念才是理智的、符合逻辑的了吧！”[16]
从治疗师在治疗中与被治疗者的这段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合理情绪疗法的治疗师对被治疗者的言说所持的与精神分析学家全然不同的态度。
首先，在合理情绪方法对症状的理解中，并未给精神分析学家强调的“压抑”的心理机制留下位置，这样，就必须设定被治疗者话语的构成部分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并相信被治疗者是以直喻的方式在言说。因此合理情绪疗法设定被治疗者是在言说着自己的心理真实、认为该生对学校生活恐怖的情绪体验确如她所说由自认为的“蠢事”导致，而不象精神分析学家那样把患者的言说看成是由真诚的谎言所构成的谜语的谜面，症状性的情绪反应应是这谜面下隐藏的谜底所致。
以上这一根本的区别直接决定了两学派治疗师在心理治疗中力图想要倾听的不同内容：精神分析学家企图倾听的，是言说者话语中能指与所指的错位，并探明被遮蔽的真实所指；而合理情绪疗法治疗师所致力的，是言说者能指与所指对应的叙述中的非理性成分，并探明导致这种结果的不合理的核心信念。
上述差异又必然导致了两学派治疗师对自己在治疗过程中角色的不同认同。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自己仅充当处在分析状态中的人话语的一面客观的镜子，相信对方必须，并且也有能力自己完成对自己话语的由无意识到意识层面的翻译；而合理情绪疗法却认为治疗的性质是教育性的，治病师以指导者与教师的身份言说，被治疗者处在学习者与学生的位置接受治疗师的指导。
在言说方式上，精神分析学家只能用隐喻的方式对处在分析状态中的人进行暗示；而从郑日昌先生与被治疗者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治疗师以直喻的方式言说。他通过主动向对方挑战，和对方展开辩论，使对方不合理的观念得到暴露，从而被对方所领悟，以达到其改变人生哲学的目的。并且，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和被治疗者双方都在意识层面操作。而精神分析学家与此不同的是，他总是期望通过对方话语中能指链的缝隙，力图抵达对方心理的无意识深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勿庸置疑的结论：心理治疗实则并不存在纯粹的倾听与言说的技术。任何一种倾听与言说的方式，都建立在不同学派对症状不同工作假设的理论背景之下。在具体治疗实践过程中，治疗师从被治疗者言说中试图倾听什么，是远比一般心理咨询指导手册中所提出的治疗师必须“耐心、关注”这样的倾听态度更为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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